好书·书摘丨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:《申报》与陶行知

2022-4-18 18:02| 发布者: 予文| 查看: 273| 评论: 0



《上海党史资料汇编(全九册)》

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间,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(当时叫陶知行,一九三四年七月改名行知)任《申报》总管理处顾问,我当时任《申报》经理,我们每星期都要在史量才先生的寓所见面一二次,陶先生坚定的民主主义、爱国主义立场和平易近人的高尚品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陶行知担任《申报》顾问是有一定政治背景的。

精彩书摘



陶行知

一九二七年以后,史量才的思想发生变化,他不满国民党新军阀的独裁、内战政策,极力反对新闻检查,反对干涉民办报纸,主张政治民主和新闻自由,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具体还体现在革新《申报》的计划中,他希望和进步人士,共同革新《申报》。陶行知的政治思想也在一九二七年以后发生急剧变化。由于陶创办的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得到冯玉祥的赞赏和支持,因此蒋介石一直对晓庄师范抱有戒心。中原大战爆发后,一九三〇年四月,国民党政府借口晓庄师范学生参加反帝反蒋示威游行,查封了学校,不久又捕杀晓庄师范学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,陶本人也遭通缉,逃亡日本。一九三一年初,陶由日本秘密返回上海,他主张政治民主、言论自由的民主主义立场愈加坚定。史、陶两人一九一九年就相识,而现在由于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政治主张促使他们结为事业上的挚友。陶行知回国后,经黄炎培秘密约定,即和史作多次长谈,有时竟通宵达旦。

一九三一年一月,史量才接纳一批进步人士,实行革新《申报》的计划。他在《申报》总经理下设立总管理处,聘陶行知为总管理处顾问。因为陶仍在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中,所以陶任顾问是秘密的,从未公开过,也未列入《申报》职工名册,外界很少有人知道。陶行知本人从未到过《申报》馆,平时总是派丁柱中到《申报》馆与我联系,有时也派戴伯韬来联系。史量才除资助自然学园开办费和基金外,每月给陶先生办自然学园的经费和生活费,这笔钱由丁柱中每月来《申报》馆向我领取。丁柱中告诉我,陶先生严格分清公私,自己只取极少生活费。

陶行知与史量才见面均在哈同路(现铜仁路)的史量才寓所。史量才特别关照我要注意陶先生的安全。史要见陶,大都由我开车去接,有时用史量才的自备车,有时用我的自备车。陶要见史,则通过丁柱中在晚上七八点钟打电话通知我,我再开车去接。陶先生当时在上海有三个住处,一是在陕西北路的自然学园,与高士其同住,另一处是在自然学园的北面,还有一住处在南京西路常德路口。



位于铜仁路257号的史量才旧居

陶先生有时还自己乘电车去史家。他习惯穿一件三个口袋的学生装,外表极为朴素,他一般总是乘坐三等电车厢。我有时乘坐一等电车厢去史家,恰巧与他隔一层车窗,能互相望见,彼此装作不认识。下车后,他在前面走,我在后面跟,彼此不谈话,一直到史家大门,我替陶先生敲门,才互相点头致意。

陶先生从日本回上海后,经常去史家,几乎每星期都要去一二次,两人有时从下午谈到晚上。我因为每晚要去史家汇报《申报》工作,所以每星期都与陶见面,他们的谈话我也参加。他们谈得最热烈的是反封建、反独裁专制,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,主张民主,主张抗日,主张国内统一团结。特别是在反对独裁专制方面,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。

陶先生虽然是《申报》的顾问,但他对《申报》的影响极大。史量才对陶先生提出的意见,十分重视,几乎无不采纳。陶曾向史提出革新《申报》的三项建议:(1)《申报》言论,态度必须鲜明;(2)增辟《读者通讯》,使《申报》真正成为人民喉舌;(3)《申报》副刊应和《申报》整体密切配合。史均接受。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间(特别是一九三二年),《申报》的时评大都由陶先生出点子、命题、列纲,或由陶修改写成。可以说《申报》的政治态度与陶先生的政治态度是一致的,从某种程度上讲,《申报》支持进步势力和救亡运动,是由陶先生掌舵的。

一九三一年九月一日,《申报》宣布开展本报六十周岁纪念年的活动,表现出革新姿态。陶先生即于九月二日起在《申报·自由谈》发表《不除庭草斋夫谈荟》,支持《申报》革新。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二年一月底,陶为《申报·自由谈》撰写了一百多篇杂文,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不抵抗政策,批判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谬论,号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,实行民主政治。“一·二八”事变爆发后,陶先生连续为《申报》撰写时评《敬告国民》和《国家的军队》,号召全国人民支援十九路军,奋起抗战。

一九三二年六月,蒋介石发动对红军的第四次“围剿”。史量才和宋庆龄、杨杏佛、陶行知、黄炎培等进步人士分头作长时期的商谈,一致认为《申报》在此紧要关头应当表示鲜明的反内战主张。最后,史与陶作了一次深夜长谈,当场拟定文章的若干要点,派人写成文章,再由陶修改,写成时评。修改时,宋庆龄也在场,并提出修改意见。这就是《申报》于六月三十日、七月二日和七月四日发表的三篇时评《剿匪与造匪》、《再论剿匪与造匪》、《三论剿匪与造匪》。文章斥责了蒋介石的内战政策,揭露了国民党腐败的政治统治,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惊恐。蒋介石亲自批了“《申报》禁止邮递”六个大字,由上海警备司令部派员驻上海邮政总局监督执行。为此,《申报》被禁邮三十五天。事发后,蒋介石派杨永泰与《申报》谈判,迫令陶行知等人脱离《申报》,《申报》馆表面同意,并未真正实行。陶任《申报》顾问本不公开,平时与史来往极为秘密,以后则更秘密进行。

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陶行知介绍李公朴主持《申报》流通图书馆,同时筹备创办《申报》业余补习学校,并积极支持黎烈文参加《自由谈》编辑工作,鲁迅、茅盾先生等为《自由谈》撰写的大量杂文就是由黎主编的。陶还参与筹备出版《申报》丛书,约请学术界进步人士写稿。他写的长篇连载《古庙敲钟录》,主张教育改革,在《申报》发表后,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在这一时期,史量才也极力帮助陶行知建设自然学园和编写儿童科学丛书。这时,《申报》每逢有重大问题,史量才总是和陶先生相商。其中“伍豪事件”是最突出的一例。一九三二年二月正值上海“一·二八”对日抗战最激烈的时候,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《伍豪(注:周恩来笔名)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》广告,对中共造谣诬蔑,企图破坏组织。这则广告先刊登于《时报》、《时事新报》、《新闻报》。《申报》在国民党上海市新闻检查处派员前来交涉后刊出,已推迟三日。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研究对策,请《申报》刊登《伍豪声明》广告。但根据《申报》广告刊例,必须核实铺保,《伍豪声明》广告,手续不合,未能刊登,由广告处函复。地下党决定,请《申报》用广告处名义,将复函作为广告刊出,由地下党支付刊费。我和戈公振相商后,请示史量才,三小时后即得电话,同意刊登,并不收取广告费。当夜,我照常到史量才寓所汇报每日工作后,史对我说,陶先生已来过,陶说,关于“脱党”一类的启事广告和新闻报导,都要郑重处理,要我将此意转告广告处主任和编辑部总编辑。

《申报》广告处的启事如下:“伍豪先生鉴: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,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,手续不合,致未刊出”。这种由报馆广告处出面刊登的广告,从无先例,读者由此可以明显看出,脱党启事中的伍豪,并非伍豪本人。同时三月三日,地下党又请法国律师巴和拟《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(注:周恩来在党内用的别名)急要启事》。《申报》即以醒目大字标题刊出。至此,国民党反动阴谋遭到全部破产(《伍豪声明》以后刊登于党中央机关报《斗争》)。

BOOK

资料:上海书店出版社

编辑:段鹏程
指导教练:予文联系电话:155166061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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